新华网北京7月27日电（闫雨昕） 近年来，在经济运行当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组矛盾——一方面，我们面临流动性过剩、货币供应量多的现状；而另一方面，市场上的企业却仍然觉得融资难和融资贵。
那么，“钱”从哪来？又去哪儿了？近日，社科院对我国大资管领域资金流向进行联合调研，勾勒出资金的路径。
钱到哪儿去：核心在于房地产市场
资金运转的复杂状况，让一些传统的金融工具，如广义货币(M2)、社会融资总量以及一些研究机构设定的研究指标，难以准确反映中国的金融状况。“信用总量”的概念由此诞生。
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副主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峰及其团队看来，“这是一个比M2更好的表达。”
7月25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联合浙商银行发布报告《钱去哪了：大资管框架下的资金流向和机制》（下称《报告》）。报告显示，2009年，我国信用总量还只有M2的88%，而到2016年，信用总量已相当于M2的1.2倍。换言之，有20%的“钱”不在M2的统计范畴内。
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表示，重新设定“信用总量”的概念，以此作为考量社会资金供应的指标，从信用角度来考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至于钱去哪儿了，信用总量的部门分布提供了清晰答案。
在社会信用总量的部门分布中，政府部门为36.8万亿，占比20%。从2009年至2016年，中央政府占比从11%下降到7%，而地方政府占比由4%上升到14%；非金融企业为110.8万亿，占比由71%下降到61%；居民部门为34.3万亿元，占比由15%上升到19%。
这样的变化表明，虽然企业仍是“钱”流向的大头，但危机后“钱”更多地流到了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
事实上，经济结构遭遇转型期，资金不免资产化，而房地产、基建业成为资金竞相追逐的标的。从去向来看，“钱”的流向还是偏好房地产，包括银行信贷、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以及近些年发展较快的债券市场，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金融资源向基建、房地产倾斜的通道。
《报告》粗略估计，在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给实体部门提供25万亿元资金中，至少有30%，即8万亿元左右与地方政府基建和房地产项目相关。
那么钱应该去哪儿？《报告》指出，钱去哪儿应该由市场决定，未来应更多投向新兴产业、新兴技术。
钱从哪儿来：主要来自银行
除了明确资金流向之外，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弄清楚“钱从哪来”同样重要。过去五年，大资管行业成为中国金融体系内发展最快、覆盖面最广的领域。研究表明，截至2016年末，中国大资管行业规模超100万亿，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占比28.40%，在市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累计29万亿元。
信用创造的角度来看，钱主要来自于银行。殷剑峰表示，2016年，银行创造的信用大概是160万亿，占到全部信用总量的88%，这个比重虽然比往年有所下降，但是银行依然是信用创造的主力。
尽管如此，银行信用创造的渠道却发生了变化。《报告》显示，银行贷款占银行信用创造的比重2016年只有70%，比2009年下降了十个百分点以上，银行其他的信用创造渠道，通过持有非金融债、同业合作的比重已经可以达到3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钱”主要来自银行，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份额确实存在上升趋势。
然而，殷剑峰指出，虽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份额在信用创造中的份额上升了，但是揭开面纱我们可以发现，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钱主要还是来自于银行。根据人民银行关于其他存款货币类机构的统计可以发现，其中有一项对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从2013年开始上升非常明显，已经成为整个金融同业业务中占比最高的，这个项目就是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是银行资金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入的资金。
随着金融机构内部融资的增加，国家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出现上升。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金融部门杠杆率是40%，到2016年上升到97%，这个大体上相当于美国2002年、2003年的水平。
他表示，值得庆幸的是，从去年三季度开始，我们国家金融部门去杠杆的速度比想象的要快得多，我们以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债权来看，去年三季度是接近80%，今年一季度已经下降到10%，预计二季度会到个位数。“金融部门去杠杆的速度事实上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快得多。”
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风险识别与管理的主要承担者，高安全性是银行区别于其他财富管理机构的主要特征之一，这就要求银行在市场中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即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
为此，浙商银行行长刘晓春指出，商业银行首先应该满足客户首要需求，提供高安全性的财富管理服务。“在当前的宏观与监管背景、市场竞争格局下，强调‘买者自负，卖者有责’的原则，银行财富管理业务要以满足个人客户资产保值、安全、传承为主，投资增值为辅，以区别于其他市场参与者。而不能成为通道业务、加杠杆的载体和工具。”
为了“穿透”财富管理行业底层资产，缩短资金链条，《报告》建议，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更应该关注“钱”从哪来、到哪去。相关部门需要密切跟踪分析资金的动向和机制，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实时的数据监测系统，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发生。对于金融创新需要辩证分析，要在坚持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的原则下，加强监管合作，建立宏微观审慎监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