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英国驻沪副总领事傅伯诗到访温州。与以往的外事会谈不同，傅伯诗更关注温州大手笔的环境综合治理商机。也就在8天前，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宣布，该市启动千亿“美丽浙南水乡”建设，动员全市上下打好治水攻坚战。
如今，水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正面临河道污染、消失之苦，“治水”俨然成为政府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然而，自古治水就是难事。国家水重大专项湖泊主题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郑正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仅温州，包括全国都在加大力度治水，且都花了很多钱，口号也很响亮。但从实际效果看，从南到北很难找到非常理想的、能作为示范榜样的案例。
温州能否实现美丽“浙南水乡”愿景，由此成为全国环保呼声下“治水样本”的新期待。
环保局长，要敢下河游泳
去年5月，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调研城市污水处理时说：“检验温瑞塘河治污成效，不以部门报上来的数据为准，要以环保局长和公用集团董事长带头下河游泳作为河水治理好的标准。”
于是，“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成为普遍民意，“寻找可以游泳的河”更是成为大众愿望，也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高度关注。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生活、工业、农业等污水长期大量直排入河，温州河道水质日益恶化。据温州市环保局发布的数据，2000年“母亲河”温瑞塘河水质满足四类水要求的河段长度仅占15%，五类及劣五类河段占85%。
事实上，温瑞塘河综合整治从2000年就已开始，10年来投资不小，效果却让急切盼望环境改善的民众不大满意。
近日，温州市水利局副局长王振勇对本报表示，温州主要河道这几年比之前要好很多，现在的“黑臭河”主要集中在农村及城市河湾支流。
郑正则说，浙南经济高度发达，中小企业数量多，污染排放超过环境承受程度，“如果污染少一点，发达的浙南水系不至于到今天这个程度。”
事实上，河道、大气、雾霾等污染，已成为全国环境治理的顽疾，浙江省也同样有此“烦恼”。
今年9月，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光明日报》撰文表示，作为江南水乡，老百姓难找到可游泳的河，平原水网地带吃水困难。这些由污染造成的水质性缺水，根子在于经济传统粗放增长模式，是浙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烦恼”。从调研情况看，这些“烦恼”已经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困扰。
目前，浙江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居于全国前列，这主要体现于“七分山”。然而，“一分水”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2012年全省仍有32个省控地表水断面为劣五类，31.7%的断面达不到功能区要求。其中，最大污染源是低层次产业造成的工业污染，特别是一些产业“低小散乱”的情况比较普遍，生产工艺落后，污染防治不力，极易引发环境问题。
领导政绩，挂钩水乡建设
10月22日，出任温州市委书记还不到4个月的陈一新，在全市“美丽浙南水乡”建设动员大会上提出，力争通过8年时间努力，使全市水污染得到根本遏制，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到2020年基本建成美丽浙南水乡。
“‘浙南水乡’是江南水乡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水系密布程度在全国居前。”王振勇说，在2015年之前，全市要全部完成1140亿元的水利投资。“原来水利、住建、环保等部门各自行动，现在不行了。”他表示，今后温州要建设10个集湖泊、湿地、公园为一体的万亩蓄洪防涝工程。同时，温州还在谋划建设瓯江引水枢纽工程。
陈一新还提出，把水乡建设列入市里对各地各部门考绩内容，并把考核结果与领导政绩、部门业绩相挂钩。
对此，王振勇认为，除国家对温州水利投入不足外，温州领导持续治水耐心不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与城市开发建成不同，水利、环保、市政工程见效慢，这次陈书记提出了‘功成不必在我’的治水理念，这就是一个科学的政绩观。”
“水治理考量干部政绩观。”夏宝龙在撰文中表示，当前，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省上下的共识。但在调研中他也感受到，少数领导干部和基层同志对以治水促转型心存顾虑，有的担心整治落后产能、调整产业结构力度太大，会影响GDP，会影响发展速度，面子上过不去；有的觉得治水是潜绩，要医好水污染这个“慢性病”，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精力、财力，短时间内很难见到成效，“吃力不讨好”。
夏宝龙对此表示，这些思想顾虑道出了治水的艰难，反映了少数干部政绩观存在的偏差，也对干部政绩考核提出了更高要求。
明年起，浙江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河长制”，以史上最严格的管理制度治水，省领导或亲自担任重点河流的“河长”。“河长制”由江苏省无锡市首创，它在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后倒逼而出。
尽管无锡、南京、深圳等多地都曾采取“河长制”这一管理模式将治水职责落实到人，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发现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些业内人士称，“河长制”是依靠个人的权威以及在其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行政操作，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暂时的效益，但更多的还是应急、应景之举。
广东经验，最怕政府灰心
往水里砸下真金白银的不止温州。广州此前就以“一天往河里砸下一个亿”的举动引起世人瞩目。
在2010年亚运会来临之际，广州发起了一场空前的治水工程。2008年，广州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622亿元，但在治水方面的投入将近500亿元，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张广宁说，广州在治水上要“举全市之力”。
然而亚运期间的重金治水却并未见取得长远的效果。亚运会过后三年，广州市环保局今年6月13日首次在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广州市50条河涌中，有39条河涌水质为劣五类。
究其原因，华南理工大学环境与能源学院副教授潘伟（财苑）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面对几十年积累的严重污染，在短期内实施高强度、大规模的治水工作，使得亚运治水面临着相关科学技术与工程技术储备不充分、工程与管理经验不足等短板。
对于温州的千亿治水，广东中大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秘书长肖飞认为，大投入并不一定能带来大产出。前提是要搞清楚地方水污染的实际情况，对症下药。治水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首先源头要得到治理，然后城市管理也要相应跟上。
由于治水的复杂性，地方政府往往在看不到效果后容易灰心丧气，治理回到原点。肖飞认为，在治理中，除了做好管网建设、截污等基础工作，最好找几个市民关注的热点区域进行突破。让市民看到效果，才能为地方治水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和信心。
“最怕政府雷声大雨点小。”肖飞说，其实深圳在治水上的投入早已超过千亿，但是搞了一段时间后没效果，政府就灰心了。他认为，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投资，要把民间资本引进来。尤其是在温州这种民间资本发达的地方，更加应该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他认为完全依靠政府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比如之前广州投了一段时间之后，没钱就只能减少投入。
全国困境，河道大量消失
上个月，今年第23号台风“菲特”袭击浙江，让浙江多地饱受洪涝灾害之苦，尤其是余姚遭遇大水蔓城、三天不退现象。郑正说，这次余姚大水，除了台风“雨大”客观因素外，河道水系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也放大了自然灾害效应。
据余姚市调查统计，1984年~2008年底，该市乡镇河道水域面积减少6.75平方公里，折合10125亩，每年减少440亩。城区河道水面率也在大幅下降，如江东区的水面率已经从原来的8%下降到现在的2.8%，原有的不少河道已经被填埋，对河网水系格局和江南水乡风貌等都有影响。
权威人士透露，宁波从1927年到1992年已经填了32条河，1992年之后还填了多少条河则不得而知。在温州，现在河道拥有量只占建国初期的15%，这意味着85%的河道已经消失。郑正说，全国很多城市市区，超过50%，有的80%以上的水面已经消失，“这是非常惊心动魄的，意味着相应的调蓄能力没了。”
在城市，河道犹如人的“血脉”，一旦消失或碎片化，就容易“供血不畅”引发城市“疾病”。
郑正说，如武汉有“千湖之城”的美誉，然而最近30年，该市市区水面面积消失了80%，消失了200多平方公里，占城区面积的20%以上。在南京，半个世纪下来，该市城区的水面消失了90%，无锡、苏州、常州都分别消失了一半以上。在北京，去年、今年连续大水，一查发现原来河道被填平后盖了房子。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份，水利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公报》显示，中国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及以上的河流仅有2.3万条，比此前长期沿用的5万多条的统计减少了一半以上。
“河道水循环打通，即便遇到大雨暴雨，那么消退时间就会缩短，灾害影响就会减轻。”郑正说。事实上，以前多为人工开凿的河道，如今在承担内河交通工具出行的同时，更多承担着蓄洪排涝、美化城市的功能。
郑正说，“治水”与水污染处理、河道水循环两者有紧密关系。他认为，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污染排放量就很难迅速降下来，这是治水很难解决的主要症结。同时，近半个世纪以来，水系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对水的调蓄能力大大降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短时间完全修复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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