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屠光绍团队：如疫情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 政策可以转移至恢复经济增长

　　中证网讯（记者 孙翔峰）日前，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发布《应对突发全球性灾难：疫期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分析》报告，该课题组组长由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中投公司前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担任课题组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等。报告指出，如全球疫情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未来政策中心将可以从抗疫纾困转移至恢复经济增长。

　　该报告指出，此次疫情发展至今，其性质和特征已非常明确，即突发的全球性灾难。它既不同于外生的突发性自然灾害，也不同于内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其起源虽是外生的，即COVID-19病毒，但其影响又取决于全球的抗疫举措，从而是外生伴随内生、两者互相作用的灾难。正因如此，其影响更具有全球性，持续时间更长，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并已演变成全球性灾难。

　　这场突发的全球性灾难，已经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剧烈冲击，并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与历史上以往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相比，此次疫情从起源和性质上都截然不同，直接冲击实体经济的基础，即居民和企业。

　　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带来了短期巨大的冲击，产生的影响已超过2008全球金融危机。欧美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初始时采用的是以稳定经济和金融为主线的常态管理，但是目前已经转变为“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的非常态应对。此次出台的抗疫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随疫情程度连续出台，力度空前大。二是政策工具十分丰富，既有常规又有非常规工具，以缓解金融市场流动性压力和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三是政策覆盖面广。四是各国政策联动，全球主要经济体先后紧密出台政策。

　　该报告指出，各国主要政策对本国后续影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金融稳定与企业杠杆问题。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容易造成资产泡沫，尤其是股市和大宗商品，并会压低借贷成本，导致企业及家庭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带来金融风险。

　　二是财政挤出效应和刺激可持续性问题。财政刺激容易对私人部门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西方及日本的政府债务已经很高，影响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三是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及深层次结构矛盾问题。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会影响企业提高效益的动力、市场出清的机制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会影响解决制约增长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老龄化、技术创新缓慢、贫富差距扩大等。

　　同时，力度空前的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带来的外部性不容忽视。比如，由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松紧均有“外溢”效果，包括加剧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他国货币被动升值和竞争性贬值，新兴市场美元债务压力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未来量化宽松退出会使得上述影响出现反转，使新兴市场再受冲击。

　　此外，疫情冲击可能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当下全球产业链和金融市场相互依存度较高，某些国家逆全球化的政策倾向将给其他国家带来非常大的冲击。

　　报告指出，为应对疫情，各主要经济体（除中国外）大幅下调了利率，利率水平均达到历史低位，而美国已经推出无限量化宽松，未来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下降。应对疫情出台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使得以美日英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财政负债率又创新高，这也制约了未来财政刺激的空间。相较而言，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都相对较大。

　　报告指出，下一步各国政策走向取决于各国疫情发展及抗疫成效、现行政策的效果、经济形势的发展、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

　　如果各国疫情态势严重、抗疫效果不佳，那么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现行政策的力度将无法满足抗疫、纾困、稳定民生、降低风险的需要，而应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采用更多工具。如疫情持续时间过长，经济则可能步入“大萧条”时期。如全球疫情在短期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那么未来政策中心将可以从抗疫纾困转移至恢复经济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抗疫难度和进度面临几个最为不确定的因素：一是欧美的疫情发展；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发展情况，如印度、南美。如发展中国家疫情出现大规模爆发，将带来全球疫情的第二次冲击波和巨大的人道危机，并为疫情的最终控制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三是全球疫情的交互影响。需要谨防疫情未来在更多地区的交互影响，否则会导致疫情进一步反复和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