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外贸稳增长政策需要持续发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展望未来外贸形势，全球疫情仍将是关键影响因素，同时还要关注供应链安全问题对出口的影响。今年四季度我国出口增速可能有所回落，明年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外贸稳增长政策需要持续发力。
当前应抓住出口高增长的时间窗口，不断推动改革开放，疏通政策传导，有效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平稳切换，这将是下阶段经济稳增长的关键。
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中国证券报：影响今年底到明年外贸形势的因素有哪些？
管涛：展望今年底与明年出口，全球疫情态势仍将是关键影响因素。当前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疫情错位带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去年4月至今年9月，全球其他国家疫情情况与我国出口规模的相关系数高达0.78。在我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中，除欧盟以外，我国对美国、东盟、日本和韩国的出口金额与各国/地区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今年底，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全球疫情可能有所反弹，尤其是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将继续凸显国内疫情防控优势，助推我国出口增长。当然，考虑到我国出口面临原材料涨价、人民币汇率波动等挑战，加之去年底基数较高，不排除四季度我国出口增速较前三季度会有所回落。
明年，全球疫情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疫情防控、疫苗接种和病毒变异速度将决定疫情对出口的影响。基准情况下，随着疫苗接种逐渐普及、疫情防控逐步放松，全球经济重新开放，届时我国出口既可能面临国际贸易进一步回暖的机遇，但也可能面临市场竞争加剧、订单外流的挑战。如果全球疫情持续演变，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届时我国出口既面临继续享受率先复工复产的红利，但也会面临国际市场需求不足的挑战。
同时，还要关注供应链安全问题对出口的影响。去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为25.1%，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近年来，地缘政治因素叠加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巨大扰动。后疫情时代，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关注焦点将从效率问题逐渐转向安全问题，致力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从长远来看，这可能对我国出口带来扰动。不过，考虑到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市场前景广阔，预计对我国近期出口影响有限。
综合来看，今年四季度我国出口增速可能有所回落，明年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外贸稳增长政策需要持续发力。
出口产品结构变化
中国证券报：从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将会有哪些变化？
管涛：从进口产品来看，按照海关编码协调制度（HS）标准分类，去年和今年前9个月，机电和音像设备、贱金属及其制品、动植物产品进口规模占总进口比重均高于2019年；车辆等运输设备、化工产品、珠宝和贵金属进口占比则有所回落。矿产品作为我国第二大类进口产品（第一大类为机电和音像设备），其进口占比由2019年的24.8%降至去年的22.0%，但今年前9月又升至25.2%，主要反映了今年以来矿产品价格飙升的影响。
按照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广义经济分类法（BEC），将进口产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去年，我国消费品进口规模有所增长，占总进口比重创历史新高，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升势；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规模双双减少，占比分别回落0.8个和0.2个百分点。
我国进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受海外疫情影响，跨境人员往来受阻，我国境外消费回流；另一方面，反映了境外生产恢复较慢、供应链中断、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明年随着扩大进口规模、促进消费升级政策的实施，预计重要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优质消费品的进口规模会进一步增加。
从出口产品来看，按照HS标准分类，去年以及今年前9个月，化工产品、塑料和橡胶制品、家具用品、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的出口规模占总出口规模比重均高于2019年，表明疫情防控、宅经济相关产品为我国出口高增长的主要贡献项。作为我国第一大类出口产品，机电和音像设备出口占比由2019年的43.5%升至去年44.6%，但今年前9个月又降到42.7%，纺织制品也经历了从8.3%升至9.2%再降回到7.5%的过程，反映今年以来海外对防疫物资以及宅经济相关产品需求有所减弱。
同样，按照广义经济分类法（BEC），将出口产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去年，我国中间品出口规模变动较小，占总出口比重较2019年回落1.4个百分点；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规模均有所增加，占比分别提高0.8个和0.6个百分点。
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主要反映了海外疫情防控影响及消费复苏节奏快于生产的情况。明年如果全球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人们逐渐返回工作岗位，届时海外对防疫物资以及家居用品的需求会减少，但生产活动的恢复会增加对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需求，带动我国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改善。
中国证券报：市场对未来进出口增速有走弱预期，应从哪些方面着力促进外贸稳增长？
管涛：从进口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上升较快，其中4月和5月进口价格走高为主要贡献项。但6月份之后，进口价格增速企稳，进口数量增长放缓带动进口增速回落，主要反映了内需偏弱的影响。从出口来看，去年4月至今年9月，由于国内外疫情错位导致我国出口恢复先于其他国家，并且出口增长快于其它国家，因此期间我国出口在全球份额明显提升。未来，随着全球疫情影响逐渐消退，我国出口增速势必回落，出口份额也将出现均值回归。
为促进外贸稳增长，需要依托我国产业和市场优势，继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出口，加快推动外贸创新发展，加强贸易数字化国际合作。从稳外贸的政策来讲，除继续做好原材料保供稳价工作，对外贸企业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政策支持外，还要落实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措施：一是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提升出口退税便利度；二是促进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海外仓建设，完善跨境电商出口退货政策；三是做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衔接；四是进一步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落实口岸收费清单公示制度，降低沿海港口引航费标准；五是进一步加强口岸综合服务，提高国际物流供给能力；六是积极参与完善国际经贸规则，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更好发挥自由贸易港、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
外贸企业需多举措发力
中国证券报：近期有部分外贸企业担忧“有货出不去，有单没利润”，企业应如何更好应对当前挑战？
管涛：去年9月至今年4月，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基本位于荣枯线上方，反映外贸企业订单数量相对充足。然而，原材料涨价、运价飙升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多重压力，导致外贸企业利润空间被大幅挤压。今年5月以来，新出口订单指数持续位于荣枯线下方，10月份为46.6%。新出口订单指数中，不同企业之间也存在明显分化。今年以来，大中型企业订单指数基本持续高于小型企业，后者持续位于荣枯线下方。而且相较于大中型企业而言，小型企业本身议价能力很弱，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更难向下传导，进一步加重企业经营负担。
在海外供不应求，全球买我国货物的背景下，今年以来我国出口价格指数与上年同期总体持平，进口价格指数明显走高。2月份以来我国贸易条件指数（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比值*100）持续低于100，4月至7月更是跌破90。从宏观层面来讲，这意味着要输出更多国内资源才能置换国际资源；从微观层面来讲，这也意味着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不足，难以充分消化进口成本上升影响。
此外，受疫情影响，国内出口企业从接单、生产、发货到收款的账期较以往拉长，收款风险加大。今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顺收顺差负缺口（即海关统计口径的货物贸易涉外收付款差额与海关统计的进出口差额之间的缺口）为2080亿美元，相当于海关进出口顺差的48%，其中出口少收汇（即货物贸易涉外收入与出口金额差值）贡献了78%；与海关统计的进出口金额之比为4.8%，较上年同期扩大0.3个百分点。鉴于国内企业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占比较低，以外币计价结算的九成以上是美元计价结算，因此，即便前述应收账款未来能够部分回收，还可能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
为应对前述挑战，外贸企业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角度同时发力。从短期看，外贸企业可以积极拓展运输渠道，可考虑通过班列运输，加强与其它外贸公司合作，或者采用海外仓的方式，向外集中运输货物；争取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加强外汇风险对冲力度，树立风险中性意识；规范外贸经营秩序，促进有序竞争。
从中长期看，提高外贸企业的创新发展能力是根本，要致力于提升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树立品牌效应，增强对外的议价能力。
中国证券报：今年以来，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展望明年，在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中，外贸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管涛：国内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经济稳步复苏，但存在不均衡问题，表现之一是外需恢复强于内需。今年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为19.5%，虽然低于上年同期的55.6%，但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期，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速1.91个百分点，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第三高位。
外需拉动不仅对于经济稳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当前解决就业问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前8个月，新增备案登记的外贸经营者12.7万家，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带动一大批小微主体成为新型外贸经营者，拓宽了社会灵活就业渠道。一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较2019年同期少246万人，但到三季度末已基本持平。
明年，如果全球疫情态势得到基本控制，经济逐渐回归常态，国内生产与消费的缺口逐渐收敛，我国贸易顺差或收窄，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逐渐减弱。当前应抓住出口高增长的时间窗口，不断推动改革开放，疏通政策传导，有效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平稳切换，这将是下阶段经济稳增长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