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增量政策工具发力重点在“稳定预期”
刘锋简介
财务金融学博士
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发改委宏观智库联盟成员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加拿大麦吉尔(McGill)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中国金融政策报告》课题组高级研究员
中山市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院名誉院长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委员会执行副主任委员,智库副主任委员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增量政策工具发力重点应在“稳定预期”。货币政策应发挥好总量和结构双重作用,节奏可以适度加快,适度提前降准,引导市场贷款利率下行;财政政策发力重点可转向民生及消费领域;股票市场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引入长期资金。
他认为,稳增长的关键抓手短期是广义基建投资,长期在于促进内需稳定恢复。基建持续发力重点应在新基建和软基建领域。
四方面着手谋划增量政策工具
中国证券报: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刘锋:除了“三重压力”,今年以来又增加国际地缘冲突和国内疫情反复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得经济复苏压力进一步提升。受疫情影响,国内多地产业链及供应链受阻,地缘冲突致使全球性能源及粮食价格上升,欧美国家通胀高企,当前全球经济正在遭受通胀和衰退压力。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国内经济包括资本市场表现都受到影响,出口增速有所回落。
4月份PMI指数降至47.4。分行业看,当前12个行业中仅化学、食品加工和服装行业的PMI指数高于50。其余行业均表现低迷,其中汽车行业PMI指数最低,只有38.2。
可以预见,近期将有一系列稳经济政策出台,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增量政策工具的发力重点应在“稳定预期”,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防疫政策方面,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基础上,应该出台更多的政策实施细节。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精准的防控、筛查和救治,降低疫情防控的经济成本。同时,防疫信息应及时公布,依法合规按程序执行管控措施,加强疫情知识的普及宣传和信息沟通。
二是货币政策方面,应发挥好总量和结构的双重作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仍是当前货币政策的主基调,但节奏可以适度加快,适度提前降准,引导市场贷款利率下行。在结构上,针对“三保”重点行业,应加大专项再贷款的力度,支持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进一步提高对基层中小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
贷款政策方面,授信制度在当前特殊经济时期可以有所调整。从目前信贷资金的投放来看,市场面临的不是单纯的流动性问题,而是由于中小企业缺乏资产抵押、担保和信用,银行贷款仍然难以流向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微实体企业。建议对于中小微企业的传统信用评估机制进行完善。除传统的可抵押不动产外,也可考虑动产或流动资产如应收账款、库存、订单等抵质押贷款方式,在增信和担保政策方面可考虑使用更多灵活创新指标。比如,企业的员工社保缴纳、合法缴税记录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交易往来记录等也可以作为企业的增信指标。
三是财政政策方面,在特殊时期对经济民生的托底作用更为显著。从一季度数据来看,无论是对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政策,还是通过专项债对基建的拉动都对稳定市场预期和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当前内需疲弱的状况,财政政策的发力重点可转向民生及消费领域。例如,通过消费券的形式保障基层民生、促进消费恢复,消费市场的复苏有利于内循环的畅通。由于今年以来地产行业下行,地方政府的支出存在一定压力。虽然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52,452亿元,同比增长7.7%,但土地出让金收入11,958亿元,同比下降27.4%。同时考虑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及税收返还政策,实际税收收入会有所缩水。因此,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规划中,建议尽快出台长效的税收政策规范文件,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的税收竞争。
四是资本市场方面,股票市场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基金牌照及投资比例限制的放开,为市场引入长期资金。债券市场可通过交易所的互联互通机制、多层级评级债券的发行许可,实现债券市场扩容。通过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债券市场机制和风险补偿措施,让更多创新型中小企业、并购重组企业、经营困难企业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直接融资。同时,应鼓励更多市场化投资机构参与债券市场买卖,通过风险对等、市场化定价原则满足多元主体的融资需求,释放偿债刚性导致的隐性债务风险。
重点在新基建和软基建领域发力
中国证券报:今年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建持续发力的关键是什么?
刘锋:伴随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递减,传统基建投资面临增长瓶颈,当前能满足收益率要求的传统基建项目越来越少。2005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固定资产形成额之间的差额逐渐走阔,资本形成率逐渐降低。同时,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可避免地带来传统基建投资的相对过剩。因此,依靠传统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模式需要适度调整,基建持续发力的重点应在新基建和软基建领域。
新基建领域包括新能源、5G建设、云计算、工业互联网高端制造、生物科技、新材料、低碳环保以及新兴消费领域的基础设施。新基建是经济发展的方向,适度超前建设可以减少未来产业资本投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软基建主要是指制度体系和配套机制的建设,例如市场化制度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及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
不同于传统基建对经济增长的线性拉动作用,新基建和软基建对经济的拉动普遍呈现指数式增长,即前期投入产出较低,后期对经济增速贡献显著,对于提高我国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
我们应避免对过去硬基建的路径依赖,使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过新基建也就是将传统要素投资转向科技、数据、教育和人身保障等新生产要素的投资,引领供给侧结构性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而软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就是通过制度的革新和产业链、供应链、社会保障体系、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监管标准,减少市场分割,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进一步畅通国内要素流通和市场化配置,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通过新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如果能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20%至30%,那么要素资源配置的流向和价格将更加合理有效,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中国证券报:在房地产方面,支持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未来房地产调控会如何进一步推进?
刘锋:房地产行业作为过去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对财政收入、居民财富增长、企业投资预期都有显著影响,过快或过激的政策调整都可能影响经济稳定和居民生活。因此,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不能“一刀切”,要注重稳预期和软着陆。
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首先,由于房地产是家庭和企业的一项重要资产,相关税收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且整个行业体量巨大,产业链长,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次,过去企业及居民在房地产方面使用了大量长期金融杠杆,相关政策调整将对金融体系的收益和风险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有关房地产的政策和相关制度应具备长效性、配套性、连续性、严谨性,以便能够稳定长期预期,有利于家庭和企业长期投资决策。
从居民住房需求来看,房地产行业的调控重点是通过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方针,抑制核心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应将保障性住房的售价与当地平均可支配收入挂钩,控制保障性住房价格在合理市场指标锚定范围内。
通过政府注册或指定的专业机构对保障性住房依法进行非营利性质的管理和经营,并提供合理流动性和可租可买卖的灵活性,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合理居住需求,也可以降低核心城市的企业用工成本,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家庭负担。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应加大供给,做到“广覆盖”,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
稳增长短期抓手是基建投资
中国证券报: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稳增长关键的抓手有哪些?
刘锋: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内疫情反复的背景下,出口持续增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稳增长的关键抓手短期是广义基建投资,长期在于内需的稳定恢复。
短期来看,财政支出加基建投资的传统组合仍然是托底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这在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中已经有所显现,财政支出力度和专项债审批速度都显著提升。同时,对于生产和流通领域因为疫情和输入性通胀造成的堵点应尽快疏通,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对于减轻物流成本、畅通内循环意义重大,应该加快相关政策细则出台,同时明确落实责任主体。
中长期来看,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于稳定预期,应形成推动内需持续恢复的长效机制,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短板应尽快补齐。疫情的反复和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使基础民生领域以及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问题有所显现。未来应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医疗、养老、教育、科技、物流等方面的投入应进一步提高,消费领域面临的堵点应进一步畅通,以保障内需持续增长和内循环稳定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