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希腊和欧元区历史性的一天。
从当地时间8月21日起，希腊政府终于重获资格自己筹集资金，以对国家债务进行再融资。用欧盟货币联盟委员莫斯科维奇的话来说，就是“希腊将又能迈开自己的双腿走路了”。而对当地的华商而言，为了熬过这八年，他们可是胼手胝足扛过来的。
在希腊生活超过16年的当地华人梁曼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在2008年前后，不少华人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这个南欧国家。当价廉物美的中国纺织品来到希腊时，这个市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华人商铺纷纷开张，一时成为风潮。但是到了2009年底，希腊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深渊，华商也备受冲击。
自2010年引爆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希腊经历了8年困难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从近3000亿美元下跌至约2000亿美元（2017年）；公民可支配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失业率徘徊在20%，而青年失业率高达42%；另有超过30万的希腊人为求生计，选择了背井离乡。
8月20日，欧洲“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对希腊政府的最后一次纾困援助画上句号。希腊社会在这8年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坚守在希腊的华商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改革步履维艰
当初希腊政府为了换取资金援助和债务减免，不得不通过了一揽子财政紧缩政策，并承诺对国内公共部门盛行的官僚主义之风、官员逃税及养老金问题做出整改。此外为了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希腊还放宽了劳动法、降低了新企业设立的门槛。
在“积重难返”的公共部门，改革可以说是“步履维艰”，事实证明要想在几年时间内让希腊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和陈旧的教育系统发生质变，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大多数希腊人还没有意识到，结构性的变革需要长期、持续的努力。
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教授特萨克罗格鲁（Panos Tsakloglou）说：“希腊人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明白，曾经最受欢迎的公务员岗位已经不是最稳定、收入最好的工作了，越来越多的高薪职位将会出现在私营企业中。”
希腊华侨华人总会会长邹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身边的一位希腊好友是政府的高级公务员，在危机前月薪超过了3000欧元，但如今，薪水还不到原来的一半。
虽然公务员薪水和福利已经被大幅削减，但核心的问题似乎还未被真正触及。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媒体表示，希腊的改革被一种传统的“庇护模式”所阻碍，公共部门人数多、牵涉广，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经常互相抱团，使得由上而下的改革困难重重。他说：“这可能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他补充道：“我们必须持续改革，并说服人们改变陈腐的观念和行为。”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即“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副主任德梅尔茨斯 （Maria Demertzis）对此并不乐观。她认为，希腊政府内部仍然未就改革的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她表示，随着新一轮选举的临近，公共部门和养老金的改革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华商转型求生
有外媒称，在私营企业方面，可以谨慎地认为希腊已经出现一些乐观迹象，部分企业成功度过了危机，并再次实现了盈利。另外当地创新型的初创企业，也正逐渐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虽然从总体上看，希腊对私营企业的改革有一定成效，但是代价却是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重组。
雅典小型企业商会主席拉瓦尼斯（Pavlos Ravanis）说：“在欧债危机前业绩良好的公司中，目前大约有20%已经转型成功，重新盈利；另外40%勉强能偿还债务，但还没赚钱；而剩下的40%都成了僵尸企业，没有纳税也无法还清银行贷款。” 他补充说：“即便有人愿意出钱投资这些僵尸企业，能救活的也不会超过一半。”
危机导致了民众消费能力普遍下降。为此，希腊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比齐奥拉斯（Stergios Pitsiorlas）呼吁，企业应该发扬创新精神，同时以出口为导向，他说：“希腊企业在这几年的危机中意识到，只有发展对外出口，企业才能在危机中生存下来。”
雅典的华侨汪鹏曾经在希腊求学，现在主要从事中希贸易。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与传统以进口中国小商品到希腊的华商不同，他现在做的是反向进口，把希腊特色的橄榄油、蜂蜜、红酒出口到中国。”
邹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希腊的华侨华人最多时候达到了三万多，多来自传统的侨乡浙江、福建省。以前在希腊开什么店都能赚钱，但债务危机带来了经济大萧条，不少华商都选择了离开，目前人数不到两万。
留守的华商为了生存要么选择抱团把生意做大，要么选择了转型，比如不少华商都转向最近几年比较火热的房地产和旅游业。
梁曼瑜表示，她身边有一位华商朋友，11年前来到雅典经营一家服装批发行，但从2016年起，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家日本餐厅的老板。随着危机爆发导致希腊人消费能力大幅下降，传统的服装批发难以为继。2015年时，当他看到希腊旅游业正节节上升，最开始想要转型经营华人旅馆，然而没有找到合适的旅馆接手，于是就转到了餐饮业。他认为随着旅游业的复苏，亚洲饮食在雅典的发展空间很大，实际上开张后餐厅的生意也相当不错。
人才流失严重
希腊服务业发达，但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缺乏核心的支柱产业，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很难短时间内恢复元气。
德国媒体认为，希腊经济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从长远看，人才流失是阻碍经济复苏的核心问题——在危机期间，超过30万的希腊人选择背井离乡去其他欧盟国家或海湾国家谋生，其中大部分都是学者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实际上，希腊在传统上就是一个移民输出国，大约有600万希腊人侨居海外，主要生活在英国和德国。”汪鹏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他还表示，中产阶级是危机最大的受害者，消费能力大不如前，要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十分困难。
希腊经济学家拉扎蕾托（Sofia Lazaretou）对媒体表示：“除了贫困，移民是危机最严重的后果。”例如，为培养一名合格的医生，希腊政府需要付出10万欧元，而培养一名合格的工程师差不多要5万欧元。当这些专业人才完成学业后移居国外，希腊政府可谓是血本无归。专业医生的外流现象最为严重，大多数医生都选择去德国发展，因为两国的医生收入相差甚远。
希腊咨询公司ICAP的一项研究表明，大部分选择移居他国的希腊人，并非是因为债务危机。44%的受访者表示，选择移居是因为希腊国内的腐败严重；27%的人认为国外的工作条件更好；15%的人则是因为更高的收入。
根据希腊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17年希腊人均收入下降了20%，全职员工目前月收入中位数为1152欧元（约合9080元人民币）。
更糟的是，ICAP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移居国外的希腊人短时间内都不太可能回国。
马科泊罗斯（Markopoulos）是一名在希腊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德国汉堡工作的医生，他说：“在德国生活并不容易，我必须努力学好德语。一旦希腊经济好转，我可能会回希腊，但这或许需要几年的时间”。
房市投资良机？
对于希腊经济未来的走势，邹勇表示了谨慎乐观，他认为齐普拉斯有能力带领希腊走出困境。汪鹏则更加乐观，他说：“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现在是最佳的投资时机，尤其在建筑业和地产业。”
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希腊在2013年推出了“黄金签证”政策，只要来自非欧盟成员国的投资者在希腊境内购买超过25万欧元的房产，即可获赠希腊的永久居留权。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近两年由于希腊投资移民门槛低，又没有所谓的“移民监”，多家移民中介都推出了希腊买房移民项目，行情一度十分火爆。
据希腊投资促进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7月27日，希腊政府共对2968名来自全球的投资者发放了“黄金签证”，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数量为1395个，占47%；紧随其后的是俄罗斯（429个）和土耳其（308个）。
邹勇说，债务危机发生后，希腊房价最多时跌去了三分之二，约在2013年见底，之后因为“黄金签证”的政策刺激，房市有所回暖。目前较底部回升了20%～30%。他认为，从长远看，房价有可能会回到原来的水平。
如投资希腊房地产，邹勇认为首都雅典和地中海小岛圣托里尼应当是首选。雅典市中心房产投资总额相对较低，租金收益稳定，可以用来经营民宿；而圣托里尼则比较适合投资小型酒店，预期收益较高，但总投资额也高。
汪鹏也看好希腊的房市。目前，“中国买房者的绝对数量并不多，影响也不算大”。真正让他看好的原因是国际开发商近两年纷纷来抄底，比如雅典旧机场的改造项目，另外雅典市中心也有几个大型商场正在兴建中。“这一切与危机最初那几年的情况截然不同。”
咨询公司普华永道在《2018年欧洲房地产新趋势》中给雅典的评价是：“一些机会主义投资者开始嗅到市场的底部。对于希腊债务违约和退出欧元的担忧已经消退，旅游业蓬勃发展，投资收益率颇具吸引力。”
不过，希腊“黄金签证”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也暗藏着诸多不足。第一财经记者研究发现，该签证类型有效的前提是投资者必须一直持有在希腊价值25万欧元（约合197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房产，一旦因各种原因变卖，签证将立即失效。
此外，持“黄金签证”的投资者虽然允许在希腊境内居留，却不能工作，也无法单独成立公司（可与希腊人合伙）。
梁曼瑜也表示：“25万欧元起的投资额，对于中国人来说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这类投资移民的身份不能在希腊工作，因此很多有移民打算的人都会忧虑事业发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