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双向波动 汇率弹起来护航逆周期调控
在几乎要迈进“6.2时代”的关头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收回“临门一脚”，自3月初以来出现了一定回调。上周，随着美元指数进一步逼近100大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继续调整，逐渐远离6.3元一线。
外汇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中外经济与政策走向的差异，使人民币汇率升值面临的阻力逐渐加大。持续数月“逆风上行”之后，人民币汇率可能适度向基本面和政策面回归，但得益于出口结汇需求旺盛、政策夯实经济增长等因素支撑，年内出现大幅贬值的风险较小。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的弹性有望继续增强，也可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保驾护航。
收回“临门一脚”
从6.37元一线起步，先后发起两轮攻势，步步逼近6.3元关口……开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继续向上。3月1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分别升至6.3048元、6.3071元，距重回“6.2时代”仅一步之遥。“从一年前险些跌破7.2元，到如今重新接近6.2元，人民币汇率若跨过6.30元，将在反弹中留下又一个关键坐标。”一位市场人士说。
但这一步没有跨出，人民币汇率随后开始回调。上周，人民币汇率继续调整，逐渐远离6.3元一线。特别是上周五，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均出现较明显回调。这一过程中，美元汇率波动的影响有所体现。上周美元指数逼近100大关，对非美货币形成不小压力，其中上周五美元指数上涨0.62%。
值得一提的是，谈到开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表现，有不少机构使用类似“逆风上行”“逆势升值”的表述，潜台词是人民币汇率的强势，在某种程度上超出或背离了形势变化。一个被频繁提及的现象，正是“美元强，人民币更强”。
进入2022年，美元指数累计上涨超过3%，非美货币大多对美元贬值。人民币是个例外，其对美元继续升值，屡创多年新高，进而推动人民币汇率指数不断刷新纪录。然而，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前期支撑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些因素已发生变化。比如，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提到，年初结售汇高峰已过、中外利差明显收窄。还有研究观点指出，未来出口结汇、证券市场资金流入形成的支撑趋于减弱。这些可能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动能在减弱，与近期走势存在一定偏离。
尝试突破6.3元未果之后，人民币汇率是继续“逆势上行”，还是顺势展开“回归之旅”受到不少关注。
“逆势上行”阻力增大
人民币汇率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美元趋于走强，以及中外经济与政策走向的不同，难以支持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逆势上行”的阻力可能加大。
去年四季度召开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工作会议曾提示，影响汇率的因素较多，未来人民币汇率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双向波动是常态，合理均衡是目标，偏离程度与纠偏力量成正比。
具体而言，专家分析，可能引发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因素包括：中美经济增速差异缩小、美联储政策转向、美元走强、我国出口增长放缓等。如今，部分因素正在出现。
目前美国通胀压力持续加大，促使美联储加快政策调整步伐。各方普遍预计，本周美联储将宣布加息，上半年或保持较快加息节奏，这可能推动美元利率和汇率进一步走高，进而影响全球跨境资金流动。近期，美元指数逼近100，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2%，资金回流美国的迹象也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抵御“三重压力”，近期疫情散发、地缘事件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宏观政策聚焦“稳增长”，货币环境或进一步宽松，中外利差相应收窄，外资流入有所放缓。在此背景下，单靠出口形成的结汇需求，可能难以支持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
“当前人民币汇率需适度向基本面和政策面回归。”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若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面临的纠偏力量将会加大。
释放汇率弹性正当时
年内人民币汇率会转向大幅贬值吗？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人民币汇率可能在贬值方向释放弹性，但稳增长的宏观调控将巩固人民币汇率稳的基础，不必担心出现大幅贬值。
在提示汇率调整压力的同时，近期不少专家指出，年内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贬值的风险较小。理由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是出口韧性仍足，国际收支因素将继续为人民币汇率提供稳定支持。钟正生表示，尽管季节性结汇高峰已过，但2020年以来积累的外汇流入仍在继续发挥作用。此外，海通证券宏观研究团队认为，前两年境内积累的充裕美元流动性，可起到熨平汇率波动的作用，未来人民币汇率很难出现“急跌”。
二是美元指数上行空间可能不大。专家分析，本轮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周期中，美国与非美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差和货币政策差均小于上轮紧缩周期，预计将限制美元升值空间。
三是稳增长政策夯实中国经济恢复稳定性、持续性，从而增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基本面基础。从长期看，汇率走势主要由基本面因素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决定了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贬值基础。
此外，还有市场人士提到，之前人民币汇率逆势升值，为后续应对调整风险积累了一定的缓冲空间。
市场观点大多认为，后续人民币汇率可能面临一定的调整，但不会转向单边贬值，有较大概率呈现双向宽幅震荡。专家认为，应适时增强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
